【学者新论】顾海良：基本经济制度新概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

基本经济制度新概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新发展

[摘 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总体上看，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显著的历史规定性，在内涵上具有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体制规定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关系为基本事实，是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为实践过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当代发展为思想指导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性的探索，已呈现思想先觉，已开创理论先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无论在“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还是在“理性概括”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结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作做了新的概括，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源泉，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结晶。对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关系为基本事实，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为实践过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当代发展为思想指导的。这一新概括，不只是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创新，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理论升华。一、基本经济制度总体论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践过程　　基本经济制度是一定经济社会形态中最基本、最本质的经济关系，反映不同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特征，彰显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本质区别。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从总体上对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及其内在规定性做过多次阐释。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认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共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在这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做了两个方面的科学分析：　　第一，生产方式总具有深刻的历史规定性，一定的生产方式总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历史规定性”实际上有两方面含义：一是相对于异质的生产方式而言的历史规定性；二是同一生产方式中阶段性变化的历史规定性。生产方式这两方面的历史规定性，使一定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也有两方面的规定性：一是异质生产方式之间，在基本经济制度上有着本质上不同的规定性；二是同质生产方式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基本经济制度规定性发生部分质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这样，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是这样。　　第二，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总体上具有三方面规定性：一是一定阶段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形式”，既是以往历史发展形式的赓续，因而是作为“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而存在的；同时又是现实发展的物质基础，因而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贯穿“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和“新的……既定基础”的，实际上就是社会生产力的运行方式，亦即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方式；二是生产关系上的规定性，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三是分配关系上的规定性，马克思认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　　在马克思看来，从总体规定上看，与一定生产方式相联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在性质上具有显著的历史规定性，在内涵上则分作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体制规定性。这里讲的“经济运行体制”，指的是一定社会组织内部资源配置的机制、方式和结构的总和，是对一定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的概括，经常简称为“经济体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做出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的判断。这一判断，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问题探索中的科学运用。这一判断，突出了生产关系中所有制结构体系和分配关系中分配制度格局的基本特征，强调了经济体制上社会主义制度规定和市场经济体制规定有机结合、融为一体的基本特征，并且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既定基础”上，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实基础和本质规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不仅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运用，更是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实践探索中的理性概括和理论结晶。　　一是改革开放伊始，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性的探索，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重要课题。邓小平曾提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这两个“根本原则”，凸显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规定。在改革开放的推进中，邓小平在1992年春还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凸显了制度建设上的战略思考。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0多年间，以计划和市场关系为核心问题的经济改革实践探索的理论概括。　　二是党的十四大以后，从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结合上，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有了重要推进，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理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格局做出了理性概括，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做了概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纲领。在这一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兼容问题，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探索的重要内容，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性规定迅即生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整体特征愈益昭显。　　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实际，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探索上出现了重要进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首先就在坚持和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下展开；在政府和市场关系核心问题方面的探讨，进一步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性；在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格局的探讨中，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性的总体理论日臻完善。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纲领和基本经济制度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探讨，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为实践基础和理论前提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及其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时，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新理念，认为“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党的十三大对这一理念做了新发展，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至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的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特征的理性概括走出了重要一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阶段性发展的特定的历史规定性，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征的基本立足点。顾海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顾问委员会委员。（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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